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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，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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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是创出来的，逼出来的，唯独不是某些人的口水吹出来的！
发布时间：2020-06-04   浏览：350  
奇迹与争议，是深圳无法分离的两面。



从特区诞生至今，有关深圳的“口水”就不曾停歇过。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深圳奇迹，是被困境逼出来的， 是靠闯劲干出来的，从来不是靠口水吹出来的。

实干兴邦，这是过去40多年的经验，也是每个深圳人应该念念不忘的道理。




01当我们习惯于日复一日的滚滚红尘，往往会低估已经发生的变化，以及变化的意义。

5月27日，我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参加新书发布会，我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。站在这座深圳最高楼的117层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香港，一点也不远。

32年前的这一天，平安在蛇口工业区招商路北六栋开业，共有13名员工，400平方米办公面积。今天，仅这座平安金融中心的建筑面积就有50万平方米，是当初的1万多倍，每7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是平安的客户。

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。1980年8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》，特区正式成立。此前的1979年3月，宝安县被撤，设立深圳市。再往前两个月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成立，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。

依照时序，先有蛇口，后有深圳，再有特区。

作为中国的“改革试管”，蛇口敢为天下先，创出了一个个奇迹。在短短几百米的招商路这头，诞生了平安保险，那头，诞生了招商银行。平安脱胎于蛇口工业区社保公司，招行脱胎于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。


望着和宝安山水相连的香港，心里颇多感慨。2018年深圳的GDP已经超过香港，2019年广州的GDP和香港也只差1600亿元人民币左右。而改革开放前，有太多广东人想方设法，走路、泅渡、坐船，为的是偷渡到香港。

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“三偷”：偷听敌台、偷窃集体财产、偷渡出境。所谓偷窃集体财产，是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，划着小船就偷渡走了。

我在广州工作时，曾听“老广”说，六七十年代的珠江，水很清，是个大泳场。不少市民游泳锻炼，心照不宣，就是想有朝一日游到香港。广州人借用象棋术语，把水路逃港称作“督卒”（拱卒），“有去无回”。虽然要冒极大风险，但就像卒子，一旦过河就可以横走，就有更大发展空间。

广东的逃港潮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特区设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建立，是被逼出来的。因为长期的反偷渡，使中央和广东的领导人意识到，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遏制，只有靠开放，搞经济建设，让民众改变命运，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，才不会逃走。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曾说：“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，最困扰着深圳——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，突然消失了！”

被遣返逃港者留下的破旧胶鞋

1979年5月14日，主管外经贸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到深圳视察，对逃港事件，他说，“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，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”，“现在往那边跑的多，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”。

谷牧40年前的预言，正成为不少香港人的选择，他们到内地发挥才干，也在内地置业安居。毕竟香港太局促了。去年在香港和金融圈的人聊天，有人说到“四大”（会计师事务所）2000年招聘新人的月薪是1.38万港币，现在是1.4万。某顶级投行2000年招聘新人的月薪是2.8万，现在是2.4万。大家感慨，房价涨了多少，盒饭涨了多少，工资却没有怎么涨，不少年轻人自然觉得无望。有家金融公司的CEO说，这些年，相比内地名校毕业生，香港本地学生的素质是下降的，“原来我们在香港只招本地人，现在也为内地优秀人才放开了空间，否则我们服务客户的能力会下降”。

很多当年想不到的变化，都在发生。我一直说，如果把城市作为产品，深圳是过去40年中国制造的世界样本。英国《经济学人》曾评论，“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，头号成功典范就数深圳”。

改革开放前，没有人想象的到宝安县这块土地的潜力。宝安从陈陈相因的历史中走出，是被逼无奈，也是穷则思变。一旦找到了正确的方向，惊天之变、创新之美，就只是早晚之事。






02

和朋友约在平安金融中心一楼商场见面，他们说：“就在蔚来汽车门口吧。”这里有一家蔚来汽车的体验中心。

当特斯拉凭借品牌效应和技术积累在中国风生水起时，过去一年多遭遇了颇多坎坷的蔚来并没有被击垮。我接触过不少蔚来车主，他们对蔚来的忠诚丝毫不受特斯拉的影响。不是被洗脑的盲从，而是他们在蔚来身上看到了一些更创新的模式，更贴近的体验，以及丰富的多的圈层活动。

蔚来体验中心的对面是一家喜茶店。我的朋友何伯权是喜茶的早期投资人，给我讲过喜茶的故事。我从来没有体验过，于是走过去看了几眼，还拍了一张门口的照片，上面写着“灵感之茶 中国制造”。


喜茶的创始人聂云宸是90后，1991年生，少时随父母从江西迁到广东江门。2008年他考进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人文学院，2011年毕业，在校的形象是一个成绩中等、乖巧不爱出风头的学生。毕业后他开过手机零售店，网购崛起后手机店销量锐减，街边的饮茶店进入了他的视野。他想做纯粹纯正的好茶，分享给顾客茶的真味，同时让茶饮年轻化，因为年轻人最爱喝饮品。

第一家喜茶店于2012年5月在江门市九中街开业，不到15平方米，当时还叫皇茶，因注册不了商标，后来改为喜茶。

我对喜茶的兴趣在于，它不是港式的奶茶（源自印度，经英国传入香港），也不是台湾的珍珠奶茶，而是在一个普通的城市江门，一个想创业的普通年轻人，把咸芝士与天然茶香融合，做了一种具有原创性的芝士茶。

这是这一代创业者的特点：他们了解世界，但不再简单模仿，他们要呈现自己的创造力。喜茶在深圳总部有专业实验室，独立自主进行茶饮产品构思、配方研究及样品制造，其基本理念是，“专注于呈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茶香， 让茶饮这一古老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”。

《经济学人》将喜茶喻为“中国的星巴克”，但聂云宸说喜茶从来不以成为星巴克为目标。

蔚来、喜茶都是中国新制造、新消费的代表。从中国李宁的刷屏，到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的形象被印到纽约时装周的套头衫上，到上海福州路杏花楼的肉松咸蛋黄青团发售时被年轻人追捧，排队能排300米，还有人专门坐火车来买，这背后是“本土特色+创新巧思+中国制造能力+黑科技加持+社交媒体催化”的新国潮的兴起，而有着更高文化自信的Z世代是新国潮的天然盟友。


中国的社会文化资本正在发生深刻而自然的演变。

前一段我找阅文集团的前CEO吴文辉交流，也去了B站，希望了解新消费背后的文化流变。我体会到，越年长的代际（比如60后、70后和之前）越克己，越觉得中国还有哪些不足，在面对年轻人时越有教化色彩（可能是不知不觉的），在判断中国品牌价值时习惯以国际品牌为坐标，比如做成“中国的苹果”、“中国的索尼”、“中国的欧莱雅”等等；而越是年轻的代际，越注重悦己，越自我，越多元，他们并不那么在意国际品牌，他们要做的是自己，而且相信自己。

究其根本，这两大类型的社会文化资本，一种建立在危机逼迫、历史性反思上，因此更具自我批判性；一种建立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新制度，以及全球化交流与竞逐上，因此更加张扬和自信。

中国后浪的文化自信的建立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建立在前浪努力的基础上。这种基础，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制度变革与创新。

后浪们会越来越少地知道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，是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不能松、斗资批修要年年讲天天讲的中国，但那时的人们内心并没有真正的自信，就像宝安人一有机会就偷渡，甚至冒着生命危险。后浪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环境，是前浪打破重重束缚开辟出来的。

1979年9月，谷牧再次到广东，习仲勋提出是小搞、中搞还是大搞，谷牧说：“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，要广东大搞，小脚女人小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。”他还说：“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，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。”

回顾40年，先是制度资本的突破，接着才有了经济资本突飞猛进，再到今天的Z世代，形成了和父辈不太一样的新文化资本。





03


在喜茶店隔壁，是华为手机的专卖店。

其实，华为手机刚起步时也很难。华为最早给电信运营商定制“白牌机”， 2003年为香港PCCW（电讯盈科）做了10万部3G手机，货铺到运营商的店里，销量却极为惨淡，运营商只能加大补贴，让消费者用最小代价获得，甚至白拿。PCCW的高层哀求华为的销售人员：“帮帮我们，要不，这些货只能填海去了。”

十几年后，华为手机已成大器。如果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看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我看过曾任华为手机CMO的张晓云的一篇文章，她说，华为的品牌目标是成为全球标志性（ICONIC）的科技品牌，不仅仅是品牌指数上的名次，而是有着强烈的“意识形态”指向。拿苹果手机代表的是一种意识，拿华为手机代表的也是一种意识—— 

“苹果是谁？数字时代的美式精英主义，就像很多年前的可口可乐。其特征就是，美式理想、精英驱动。可口可乐是‘一种神秘配方、全球表达’，苹果是‘一套封闭系统，全球表达’；美式精英主义不需要考虑到民众的开放式需求，不需要和本地文化做连接，不需要多层次倾听民众的声音。

“风向开始变了。从华尔街、欧洲到亚洲，都充斥着对传统精英主义的不满，年轻人用选票扰乱了传统的精英政治家上台，年轻人用钞票加速了这些美式精英主义企业的增长乏力——无论是麦当劳、可口可乐还是苹果。 

“取而代之的是，小人物创造大历史，无论是政治、社会还是经济、科技，小人物出身的‘有抱负阶层’（Aspirational Class）正在崛起。华为的历史，就是一部‘有抱负阶层’崛起的历史。一群普通的人汇聚在一起，用奋斗者文化激励彼此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提供商。华为拒绝华尔街的资本精英文化，而是让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主人，即使创始人也不过1%多一点的股份，员工持有接近99%的股份。劳动者共同分享利润、承担风险、打拼现在、决定未来。”





“全球的消费者变得越来越年轻、越来越拥抱多元文化。他们渴望参与、渴望表达、渴望在理解中塑造未来的自己。他们相信机会永远都在，也越来越喜欢民族和地方文化，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，相信新一波全球化必然是尊重地方价值的全球化（全球化地方感）。”

我并不认同产品都要“意识形态化”，因为很多产品背后的文化是普遍的、相通的；我们更不要忘记，国际品牌在中国最大的作用并不是文化扩张，而是帮助建立了扎实的供应链，从宝洁到大众汽车到特斯拉，每个时代的国际品牌都极大提升了中国供应链的能力，这些能力又成为中国本土品牌成长的基石。

但是，当我看到喜茶的“INSPIRATION OF TEA”，当我想到华为的“Aspirational Class”，我真实地感到了新兴市场、新人群、新价值主张扑面而来的蓬勃力量。开放，最终让我们真的成长，自强之后自信。

保持美国的技术垄断优势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，所以抑制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并不让人意外。意外的是力度如此之大，如此之急迫，好像再不抑制和打压就永远来不及了。

但能抑制的了吗？






04

抑制不了。

首先，美国在二战后曾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，现在是24%左右，份额掉了一半，接下来还会掉一半（如渣打银行2010年报告预测，到203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12%）。伴随美国份额的下降，是新兴市场的成长。越往后，美国之外的市场越是比美国之内的市场大。

按照亚当·斯密的理论，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效率。谁能和更广大的市场相结合，谁的专业化效率就越高。而中国正在成为比美国更大的市场，同时还在开拓一切可以开拓的国际市场。

其次，中国除了在需求侧有市场规模优势，在供给侧也有“工程师红利”这样的人力资本优势。

我多次到华为调研。华为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结合。华为有一套以“虚拟受限股”（ESOP）为核心的激励机制，激发广大科研人员把最具创造力的青春年华绽放在这里；华为也一直坚持吸纳全世界的知识精华，为我所用。

例如，华为能成为5G时代的领先者，原因之一是在基础研究上实现了突破，通过土耳其教授Erdal Arikan在2008年公开发表的关于Polar码（极化码）的论文，识别出信道编码的新方向，集中钻研，突破了极化码的核心原创技术，极大地提高了5G编码性能，减低了设计复杂度，走在世界前沿。

只要中国努力拥抱全球大市场，而不是将自己封锁起来；只要中国矢志不移地坚持开放性知识创新，并将资源配置给那些真正献身于创新的企业、机构和人，就不可能被对手“掐死”，当然，此刻很疼，很苦。

去年5月15日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“实体名单”后，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在致员工信中说：

“多年前，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，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，预计有一天，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，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。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，数千海思儿女，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，为公司的生存打造‘备胎’。……面对数以千计的科技难题，我们无数次失败过，困惑过，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。……今天，是历史的选择，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，一夜之间全部转‘正’！“

面对极限施压，为了极限生存，激发极限力量，创造非凡奇迹。

有些伟大是创出来的，有些伟大是熬出来的，有些伟大是逼出来的。






05

以上，就是5月27日我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所见、所思、所得。

从80年代到21世纪，因为有招商局蛇口工业区、华为、平安、招行、中集、万科、比亚迪、腾讯、创维、迈瑞、顺丰、华大、大疆、华星光电、立讯精密等等一批批企业的努力，让深圳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之城。

每个企业都有一部奋斗史。我采访过任正非三次，每次他都讲做豆腐。2016年他罕见地现身《新闻联播》48秒，说的还是做豆腐。

“中国有13亿人民，我们这几个把豆腐磨好，磨成好豆腐，你那几个企业好好的去发豆芽，把豆芽做好！我们13亿人每个人做好一件事，拼起来我们就是伟大祖国呀！”

每个脚踏实地、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和企业，都是在做豆腐。能用一生之力做豆腐，这简简单单的事，就能做出无限神奇，谁也压不倒。

深圳是中国之光，平安、华为、腾讯，这都是世界级企业。中国还有很多落后的地方，2019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，月均为2561元。如果按中位数计算，人均水平为26523元，月均为2210元，也就是说中国有整整一半人口的月均收入在2210元以下。

路还长。

路是走出来的，成就是干出来的，不是口水出来的。我们没有口水来口水去的资本和时间。实干兴邦，这是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，也是每个人都该念念不忘的道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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